酒的历史与女性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从酒的发明开始就已经离不开女性了。关于酒的起源中“仪狄造酒说”中的帝女也罢,仪狄也罢,都是女性。帝女何许人也?一说是舜之女,一说是天帝之女。晋代郭璞在《山海经图赞》里说,天帝之女的面相是“蓬发虎颜”。这就说明酿酒在我国肇兴得很早。酒是帝女命仪狄发明制作而成的。酒产生以后,最初的饮用价值慢慢被淡化而被儒家赋予了庄重浓厚的“礼”的文化意蕴,虽然在典籍规章里并没有严禁女性饮酒的规定,但是被“三从四德”的框架所束缚,被行莫回头、语莫露齿的规范所僵化,作为女性把酒言欢,酩酊大醉又岂能为世道所容许呢?因此在古代女性与酒文化的关系中,可以说,饮酒是女性一种自我体认和自我突破的行为,这与“酒以成礼”的男性酒文化是相悖相反的。 酒对于古代女性的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酒是女性用来寻求安慰摆脱忧愁的工具,另外一种酒则是女性突破性别规范,向士大夫文化靠拢的媒介。
酒对于女性来说很早具有了自我安慰的情感效用,从先秦开始,就有女性文人在文学作品中提及“酒”的记录。但是这时的酒对于女性并不是用来进行文学创作的,只是女性情感的慰藉品。《诗经·邶风·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微我无酒,以遨以游。”这里的酒是中国女性文学中最早出现的酒意象。刘向《列女传·贞顺》记载:“夫人者,齐侯之女也,嫁于卫,至城门而卫君死,保姆曰:可以还矣。女不听,遂入。持三年之丧毕,弟立请曰:‘卫,小国也,不容二庖,愿请同庖’。夫人曰:‘唯夫妇同庖。’终不听。卫君使人愬于齐兄弟,齐兄弟皆欲与后君,使人告女,女终不听。乃作《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刘向在列女传中收入这个故事,是对卫宣夫人这种忠贞于“夫妇”纲常的美德表示赞赏,但从诗中不难看出,卫宣夫人的独居生活也并非完全清心寡欲,内心也有着痛苦的挣扎。“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二句便刻画了一个暗夜辗转难眠的女子的身影,而饮酒邀游本可替人解忧,但是卫夫人心中的这份隐忧却不能靠饮酒所能解,也不是遨游所能避,足见忧痛至深而难销。这里提到的酒,只是更进一步深化了这种忧愁的深重并非“举杯浇愁”能化解的。这同时也反映出卫宣夫人做为一个严格遵守封建礼教的女性,即使知道饮酒有排忧解难的功用,也不会轻易越轨尝试这有违礼法的方式。
汉代的女文学家班婕妤多才多艺,曾被汉成帝宠幸,后来皇帝移情赵飞燕和赵合德,她在《自悼赋》曰:“俯视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视兮云屋,双涕兮横流;顾左右兮和颜,酌羽觞兮销忧。”她既为爱情的毁灭而忧愁,更有自尊自重、自我解脱的方法,在这里“酌羽觞”则正是为了“销忧”。班昭的《东征赋》说“酌樽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这里通过饮酒表达了对故乡和亲人的想念之情,也许只有在酒后梦幻般的沉醉状态下,才能暂时重逢故别的亲朋,回归故土的怀抱。虽然班婕妤和班昭饮的酒只是为了更加突出深化内心的忧虑,但比起卫宣夫人有酒不饮的作法,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 作为情感慰藉的酒已经具有了女性自我突破追求心灵抚慰的味道,而当酒做为女性突破女性规范的媒介,有意识开始通过酒来展示自身独立人格,逐渐向士大夫文化靠拢时,这样的女性酒文化就显示出更加独特的魅力和耀眼的光辉。
汉代有女作家卓文君《白头吟》: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取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晋人葛洪《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卓文君与酒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卓文君在丈夫去世后,与司马相如相爱并最终私奔,因为缺乏经济来源生活陷入困境,两人苦中作乐,典当衣服赊酒,同饮共乐。最后自己开了一家酒馆,于是妇唱夫随,这就是后来“文君当垆”的故事。而面对弃妇命运时,文君也与那些被爱抛弃悲痛欲绝自怜自艾的女性不同,她选择了“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的两相决绝方式,这更加体现出卓文君性格中独立豪迈的一面,就像当初司马相如一曲《凤求凰》多情而又大胆的表白让卓文君一听倾心一见钟情那样,当她了解到丈夫感情不专之后,既没有丝毫的委曲求全,也没有软弱的苦苦哀求,表现出了妇女自身的人格尊严。她是把痛苦埋在心底,冷静而温和地和负心丈夫置酒告别,气度何等闲静,胸襟何等开阔。以酒诀别的方式使得卓文君对封建礼教的叛逆个性尤为突出,已经展现出女性对自我生命的主宰和对礼教防线的突破已经有了最初的觉醒。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女性对于女性酒文化具有突出的贡献,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灿烂辉煌的时期,生活的相对富足为酒和酒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社会宽容,妇女的独立性和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但同时也受到封建伦理道德、社会习俗以及社会环境的综合制约,女性逐渐分为不同的层次,在产生了一批有权势、有社会地位的杰出女性的同时,下层女性也逐渐沦为时尚的酒伎,女性和酒一起开始成为被男性所消费的“酒色”的一部分。
唐代女性并不避讳她们对酒的热爱,公开表达她们以酒消愁以及醉酒后的感觉,可见当时的社会对女性饮酒还是比较宽容,并没有逃避负面的意象和限制。唐代女子陆蒙之妻蒋凝之女,因酒成疾,姊妹们劝她节饮加餐,她作诗回答:“平生偏好酒,劳尔劝吾餐。但得杯中满,时光度不难。”(蒋氏《答诸姊妹戒饮》)这位女子直抒胸臆,只要有酒喝,便能轻松的生活。言外之意,没有酒相伴,生活便是难熬的时光。这对于一位衣食无忧的官宦夫人来说,在没有物质生活上的捉襟见肘之外,时光的艰难度过只能是精神生活上的空虚和寂寞。饮酒这种行为是消磨空洞乏味精神生活的一剂良方,唯有在酒精的麻醉中才能将这些愁苦一扫而空。 而在唐代最能体现出女性与酒的密切关系的是鱼玄机,在她的诗中,有10首涉及到了酒意象,占到她全部作品的将近四分之一,并且在她诗中的酒,已经不仅仅是描写的客体,而是已经将作者自身的情感并入其中,充溢着作者独立个性的光彩。“旦夕醉吟春,相思又此春。雨中寄书使,窗下断肠人。山卷珠帘看,愁随芳草新。别来清宴上,几度落梁尘。”(《寄国香》)她愁思绵长,自称为断肠人。为了忘却这愁思而旦夕饮酒,以酒浇愁。但即使如此,又何能消愁?在《寄予安》里,她写道:“醉别千卮不浣愁,离肠百结解无忧。”只能用灌醉自己的方法来告别千杯酒也浣洗不了的忧愁,而离别的愁肠百般扭结,只能用饮酒沉醉的方式来解除,这肠回千转的感伤可与“举杯消愁愁更愁”媲美了。在作者的世界里,酒像朋友般如影随形,“燕雀徒为贵,金银志不求。满杯春酒绿,对月夜窗幽。”(《道怀诗》)是对道士清雅生活的适应;“醉卧醒吟都不觉,今朝惊在汉江头。”是旅途中的尽兴。“庭前亚树张衣桁,坐上新泉泛酒杯。”是生活中的潇洒。“河汉期赊空极目,潇湘梦断罢调琴。况逢寒节添乡思,叔夜佳醪莫独斟。”(《次韵西邻新居兼乞酒》)这一首诗中,作者通过“乞酒”大胆的表达了芳心暗许的情意,酒更成为作者与西邻新居相互结识传递情感的中介者。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鱼玄机开创了通过酒来表达鲜明个性和独立人格的先河,第一次在女性的笔下,酒不是作为讨好男性的手段,也不是作为独立于个体生命之外的客观存在,真真正正的走入了女性的生活,走进了女性抒写真性情真体验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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