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酒文化的共性与个性十分引人注目。诗酒文化的共性是：既为人类所创造，又能从不同方面为人类增加“修齐治平”的本领，增加智慧和财富，创造和平、安宁、快乐的气氛，排遣缺憾、苦恼的阴影。诗酒常为人解忧。曹操早讲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杜甫也谈到，“愁极本凭诗遣兴”。诗酒还可以全身免祸。阮藉若不是整日在醉乡，没准早已像挚友稽康一样陈尸街头了。而从“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从杨朴妻子对杨朴的感叹嘱咐，也可知诗酒对人的份量。至于诗酒能待友、健身亦人所共知，“酒逢知己饮”，“诗对会家吟”即是也。尤其是大喜大悲的时候，诗酒就频顾不已。杜甫一听战乱平息，家乡收复，狂喜不已，禁不住“白日放歌须纵酒”，而李后主在国亡身虏，以泪洗面时，不断地写“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愁思，寻觅“醉乡路”，“此外不堪行”。

诗酒文化的个性更见异彩。诗酒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体系和特色。就诗酒对个人心灵性格、品质的影响而言，特色不同更鲜明。诗重内向，使人增加沉静的美，并不断在吟味中体现深沉意蕴；酒则常常相反，外向性很强，公关意识强烈，并且使人情绪热烈，多爆发式，能释放人的潜意识(“酒后吐真言”、“酒后显性”)。宋江浔阳楼上写的“敢笑黄巢不丈夫”就是酒后才写出来的“反诗”。

就诗酒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影响来说，诗酒也各异。诗是在吟咏中、推敲中、欣赏中由心理愉快引起生理舒适，而有益于健康；而酒则是先由生理舒适(适口开胃促进血液循环等)而引起心理偷快，产生智慧，发出隽言妙语，创作出艺术精品，因此二者特色虽是“殊途”，但效果确是“同归”。

诗酒文化最动人的还是它们融汇时的异彩，充分表现了中和之美。

首先诗酒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诗从酒出，酒添诗兴，古往今来诗人虽不都像李白“斗酒诗百篇”，但却大多与酒有缘，就因为酒不仅能添诗兴，而且诗人常仗酒而作诗，杜甫《饮中八仙歌》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麹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世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辨惊四筵。

这“八仙”有几个共同点：都为诗人或艺术家；都爱酒；个人形象与诗、艺术都因酒而更添美感，更为成熟。非常值得重视的是杜甫并不赞赏醉鬼似的人物，所描写的“醉”只有一人，而这位醉者苏晋，在杜甫看来是一位迷失本性(仙籍)的佛教徒，只有在醉中才去“逃禅”而回归“仙人”行列，可见是酒恢复了他的本性，而其他七人哪怕是“落井水底眠”，“长鲸吸百川”，“市上酒家眠”总不说一“醉”字，至于书法家“挥毫落纸如云烟”佳作连篇时是在“三杯”之后(不止张旭，若干名家皆是如此)，另一位雄辩家是在“五斗”之后舌吐莲花，语惊四座。这种颂饮不颂醉的描写，颂的正是诗酒文化中的中和之美。

清朝蒲松龄描写得更为全面，《聊斋·八大王》附录《酒人赋》中说：

有一物焉，陶情适口；饮之则醺醺腾腾，其名曰酒，其名最多，为功已久；以宴佳宾，以速父舅，以促膝而为欢，以合卺而成偶；或以为钓诗钩，又以为扫愁帚……则酒固以人传，而人或以酒丑……引杯若鸩……酒客无品……父母前而受忤，妻子弱而难扶，或以父执之良友，无端而受骂于灌夫。婉言以警，倍益眩瞑，此名酒凶，不可救拯。

赋中详细列举了许多例证，将酒的作用、饮酒名人、“酒丑”、“酒凶”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从正反两方面告诫人们切勿过量饮酒，从而突出了中和之美。

恰到好处的饮酒是个什么样子，当代乔省予有诗为证：

好饮毋求醉，微醺趣最真，清谈能娓娓，冥想亦欣欣，顿觉思维阔，还多妙语新，生逢斯盛世，自不效刘伶。——《好饮》

此诗颇得酒中三味，充分体现了中和之美。其实不仅饮酒不能过量，作诗也是如此，整日陷入诗中，成了诗魔不仅会像李贺有损健康，而且也觅不到好句，实在害人害己，这些都是违背“毋太过，毋不及”的中和之道的。与酒一样，一经过分，小则误事害己，大则误国害人。而中和之美从另一角度来说，也是时下所常说的中国古代文化的三种平衡说：人与自然界平衡；社会文化内部的平衡；人心内部的平衡。努力保持不断调节这些平衡，实现中和之美，正是中华民族从古以来所热烈追求和贯注于哲学、文学、艺术、社会学等等各方面的崇高境界！这该是“诗酒”文化最夺目的光彩！